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鉆石模型——解讀世界科技中心的轉移更替

減小字體 增大字體 文章發布:tongjg  來源:本站整理  發布時間:2019-04-01
 
      
       
   近現代以來,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相繼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經濟繁榮、思想解放、教育興盛、政府有力支持等社會因素以及科學成果涌現時機因素共同導致了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演進與更替。
 
意、英、法、德、美這些國家為什么能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科學的歷史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有起有伏,科學的地域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國家先進,有的國家落后。關于世界科學中心,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分析,有世界科學單中心說、科學多中心說、科學主中心與副中心說。技術發展也是有起有伏,地域分布也不平衡,也有世界技術中心轉移說。
 
實際上某一學科、某些學科群也有世界中心,以往對此缺乏統計分析。
 
借鑒英國著名學者貝爾納的研究發現,日本學者湯淺光朝使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16—20世紀世界科學活動中心及其轉移的情況。如果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超過全世界總數的25%,則這個國家就稱為世界科學中心;該國成果超過25%所持續的時間,稱之為科學興隆期。
 
 
   按照湯淺光朝關于科學活動中心的定義,根據不同的科學史年表可以得出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特征,盡管具體時間節點不完全相同,但上述中的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依次順序及主要時期基本一致。
 
    近現代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順序大致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國(1660—1730年)—法國(1770—1830年)—德國(1810—1920年)—美國(1920年至今)。每個國家的科學興隆期平均為80年左右。
 
意大利:第一個世界科學中心
(1540—1610年)
 
 

意大利畫家拉斐爾·桑西于1510~1511年創作的壁畫作品《雅典學院》。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舉辦雅典學院之逸事為題材,打破時空界限,把代表哲學、數學、音樂、天文等不同學科領域的文化名人會聚一堂,以回憶歷史上黃金時代的形式。

 
16世紀中期,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帶動發達的商品貿易,為意大利科學革命和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打下基礎。政治運動與人文主義的產生促進了思想解放,激發了當時人們研究自然現象、探究自然界規律的興趣,從而為科學革命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人文主義思想的傳播推動人們探索自然、研究上帝與自然關系的風潮。
 
意大利的教育體系為其成為科學中心提供了支撐。技術的進步為意大利科學的進步提供了新事實及新技術,使得真正有系統的實驗科學成為“可能”。意大利成為世界科學中心與科學知識自身增長規律相契合,引發了科學革命。
 
意大利一些地區的城邦中出現了一批重要的自然哲學家,使意大利成為近代科學活動的第一個中心(1540—1610年)。意大利爆發的科學革命使得知識在天文學、解剖學、力學、數學、博物學領域產生了巨大的突破。
 
英國:第二個世界科學中心
1660—1730年)
 
 
牛頓
 
英國在16—17世紀涌現出吉爾伯特、波義耳、牛頓、胡克、哈雷、布拉德萊、阿代爾、哈維等各領域內的大師,開辟了力學、化學、生理學等多個現代學科,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科學中心。
 
英國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使得英國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國家之一。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為英國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清教主義運動塑造了英國研究自然,從而贊頌上帝的文化性格,對科學革命與英國的科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大學教育發展及教育理論的創新對科學中心向英國轉移提供了巨大支撐。工業發展及技術進步為新知識的產生提供新需求及新工具。英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與牛頓完成自然哲學的綜合以及對其他學科產生影響有著密切聯系。
 
法國:第三個世界科學中心
1770—1830年)
 
 
Pierre-Simon Laplace
 
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法國成為繼英國之后的又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涌現出了達朗伯、薩迪·卡諾、拉普拉斯、布豐等一大批偉大科學家。法國積極推進本國的工業化進程,大力發展本國的獨特工業體系,提升了法國的整體工業實力。國家支持自然科學,使科學研究建制化,極大地推動了當時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啟蒙運動形成了法國的自由理智主義傳統,推動了懷疑主義、邏輯主義方法論的傳播。
 
18世紀晚期,法國積極推進理工學院的建設。通過這個新系統,自然科學、數學和工程技術建立起了不同層面的穩固聯系,新的體制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的職業化。
 
     19世紀中后期,法國逐漸確立了技術發明的個人財產權,極大提升了人們致力于技術發明的熱情。法國科學家在熱力學、化學、天體力學等學科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為后來的內燃機革命及化學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引領了當時世界科學發展的潮流。
 
德國:第四個世界科學中心
1810—1920年)
 
 
普朗克與愛因斯坦
 
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德國科學發展突飛猛進。尤斯圖斯··李比希創立了有機化學,維勒成功合成尿素,施萊登和施旺創立細胞學說,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倫琴發現X射線,德國開始引領科學的發展。
 
19世紀中期起,德國工業迅速崛起,為德國科學的崛起提供了物質基礎。德國的開明君主專制制度為德國科學的復興提供了政治保障,教育和科研體系具有穩定的自我增長空間而不受過多干預,使得先進的、有利于自然科學發展的制度得以存續并釋放自己的潛力。
 
德國文化中含有尊重科學的內在因子,且實用主義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為科學的崛起及科研成果的轉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現代大學制度(柏林大學模式)的建立,是推動德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重要因素。
 
    德國創建了強大的工業實驗室,把科學與企業結合起來,科學研究獲得了資金,企業獲得了基于科研的技術,有力地推動了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源起于德國的有機化學、量子力學等學科,成為當時引領世界科學發展的帶頭學科。
 
美國:第五個世界科學中心
1920年至今)
 
 
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
 
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美國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并于1920年取代德國,成為保持至今的世界科學中心。與法國和德國不同,美國的基本模式是外源性而非內生性的。
 
20世紀初,美國擁有雄厚的經濟及工業基礎,經濟的繁榮為美國科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條件。美國政府將基礎研究視為國家崛起及強盛的根本性要素,為美國成為新的世界科學中心奠定了政治基礎。通過學習歐洲先進教育制度,建立起完善的研究型大學體系,同時通過人才引進,使美國短時間內成為世界科學研究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最大贏家,強化了其超級大國的地位。實用主義文化造成了美國重視技術的傳統,為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美國工業界通過建立工業實驗室、研發機構,以及建立各種支持自然科學研究的基金會,形成了良性的“工業支持科學、科學界反哺工業”傳統。美國還抓住了量子力學革命及信息技術革命機遇,迅速站在世界科學領域前沿。
 
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給我們哪些歷史啟示?
 
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需要具備許多條件,當多重有利條件都具備時,科技后進國家的脫穎而出或后來居上才可能發生。通過世界科學中心演進規律分析,得出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若干歷史啟示。
 
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作用
 
無論是意大利、英國、法國,還是德國、美國,在科學中心興起之前,往往有一個經濟高速發展期。例如,意大利城市的產生和資本主義關系的萌芽都早于西歐其他國家。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之后成為海上霸主,通過奴隸販賣和海外貿易大發其財,16世紀的第一期圈地運動高潮,也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生產經營所必需的資本財富、自由勞動者和國內市場。美國在成為世界科學中心之前,便已經是世界工業中心。
 
日不落帝國曾經的“輝煌版圖” 來源:新浪博客
 
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往往能夠憑借雄厚的經濟基礎,為從事自然哲學或科學研究的人提供更多的資助,并建立各種科研機構來推動自然科學研究的發展。同時,經濟的發展往往會提出各種技術性需求,從而推動自然科學家去探索自然界、尋找新方法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技術也相應得到快速發展。
 
經濟與技術越發達,為自然科學家所提供的技術工具、實驗儀器越先進,有助于科學家發現新現象、新材料、新方法。此外,經濟發展促進了教育繁榮、人才輩出,更多智力精英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從而心無旁騖地投身科學事業。
 
科技、經濟一體化協同發展
 
在科學發展的早期階段至19世紀中期,科學中心的形成和演進與技術中心的關聯性不大。然而自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經濟日益一體化。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地需要從科學研究中獲得支持,經濟增長也愈來愈多地依賴于科學與技術,科學、技術、經濟逐漸形成一種正相關的良性循環系統。
 
德國有機化學的發展及其所引發的化學革命,促使有機化學領域涌現出一系列原創性成果,開創了德國的化學染料工業,這成為德國稱霸世界的關鍵。德國有機化學工業巨頭紛紛建立工業實驗室。例如,1865年德國的巴斯夫(BASF)公司建立了工業實驗室,并大量雇傭來自大學的科學研究人員。
 
Silicon Valley – Artist: Karen Young
 
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美國硅谷為代表的科技工業園區、科學城等,更是科技經濟一體化的集中體現。
 
思想解放與崇尚創新文化
 
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解決難題的高度復雜的智力活動,是挑戰權威、敢為人先、后來居上的智力競賽,需要寬松自由的環境和寬容失敗、鼓勵嘗試的創新文化。破除思想桎梏是大規模知識創新不可或缺的前提,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等歐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為科學發展與科學革命的出現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伽利略
 
統計表明,每一個國家的科學高潮出現之前都曾有過一個哲學高潮,這是思想解放的集中體現。美國硅谷崛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其獨特的寬容失敗、崇尚個人創造力的創新文化。因此,發展高水平科研,實現高水平創新驅動發展,思想解放和崇尚創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拔尖人才的自發集聚互動
 
科學發展是人才驅動的,尤其是杰出人才至關重要。無論是科學內部理論與實驗的矛盾,還是科學外部經濟的需求刺激,都只有落實到科學家身上才起作用。科技史表明,科技體制機制的演變是有規律的,會朝向越來越有效滿足學者與社會需要的方向、方式演進,會讓學者特別是優秀學者充分發揮作用,讓知識創造越來越有效率。
 
 
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保持,往往需要一種開放的知識、人力、資源環境條件,封閉難以保持研究活力。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國家,往往是人才流動、知識流動與傳播速率較高的區域。
 
在科研活動和創新活動中,拔尖人才的作用非常突出,正如哈佛大學前校長康南特(Conant J B)所說:“在每一個科學領域里,決定性因素是人,科學事業進步的快慢取決于第一流人才的數目。據我的經驗,十個二流人才抵不上一個一流人才”。
 
這是由科學研究的“突破—跟進—再突破—再跟進”的基本方式所決定的,沒有一流人才就難有前沿突破。由于網絡化、平臺化,使得個體更容易發揮作用,拔尖人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甚至有人說在互聯網時代,1個杰出的程序員抵得上100個普通的程序員。
 
當前,全球創新活動進入一個新的密集期,新科技革命將催生新一輪產業革命,引發社會重大變革,從而引領人類進入知識文明時代。未來人工智能將越來越多地替代普通人的工作,普通人才的稀缺程度降低,因此拔尖人才的作用變得更加凸顯和重要,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而拔尖人才會自發集聚選擇對自身更加有利的體制機制和文化環境,也正因為如此,若沒有適合條件,拔尖人才要么聘不來,要么來了也留不住。
 
教育興盛繁榮的引領作用
 
從世界科技中心的整體演進、更替來看,一個國家先成為教育中心而后成為科技中心,先失去教育中心地位而后失去科技中心地位,教育興隆期越長,科技興隆期也越長,較短的教育興隆期往往伴隨一個較短的科技興隆期。
 
例如,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英國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中1167年成立的牛津大學和1209年成立的劍橋大學起到了關鍵作用。18世紀上半葉,啟蒙運動促進了法國新型高等學校“大學校”的建立,法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德國是第四個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學中心,其中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成為新型大學的范本。20世紀初,美國的高等教育迅速超過了德國,推動美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教育興盛也是歷次科學中心形成的必要條件,為人才儲備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供給保障,而教育興盛往往是通過教育變革實現的。例如,研究型大學的創建使德國教育勃興,有力支撐了德國科學的快速發展。
 
目前,世界頂尖大學大部分集中在美國。美國大學的崛起是一系列制度創新與組織創新的結果,其中美國的大學自治制度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美國大學自治制度的核心是“法人—董事會制度結構”、聯邦教育分權體制和多權力中心的政治結構,多元社會參與和市場機制為大學提供了運行的經濟基礎和動力,高等教育行業自律與行業自治可實現自我完善,內部分權與教師參與鞏固了大學的內在根基。
 
國家對科技事業的有力支持
 
當一國政府通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資金政策等給予科學足夠的支持,并且這種支持與科學自身的發展規律相符合時,便有可能為該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提供重要條件,反之,則很難成為世界科學中心。
 
17世紀,法國政府成立了巴黎科學院,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職業科學家機構,為世界科學中心轉移到法國起到決定性作用。德國政府在大學創辦(如柏林大學)、綜合性研究機構建立(如威廉皇帝學會)、科研體制變革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美國雖然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但政府在推動科技發展方面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美國第一部憲法規定教育和科學事業不受任何干預地獨立發展,積極學習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到二戰后建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DARPA)等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科研機構,再到建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和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等,以及頒布《拜杜法案》,這些都強化了政府、科研機構、產業界的三方合作。美國政府通過采購支持企業研發新產品,并充分利用美元金融體系、國際關系和知識產權優勢,推動美國科技快速發展。
 
科學成果涌現時機的重點布局
 
世界科學中心的形成及轉移,與科學體系自身的演化以及一國科學家對該時代當采學科的重視程度、在當采學科領域中所做出成就的質與量密切相關。世界科學中心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恰逢科學成果涌現期,歷次科學中心的形成均是如此。而科學成果涌現是科學發展的內部規律與社會諸多因素恰當結合的結果,只有大規模新成果出現,成果聚集地域才可能重新分布,新的科學中心才可能形成。
 
 
在科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會在特定時期形成重大突破,并形成該時代的“帶頭學科”,即在特定時期,會有一門或幾門學科成為最有活力、吸引最大注意力并產生了最大量科學成果(即“科學涌現期”),從而對自然科學的整體發展起主要的推動作用。
 
科學革命會引起科學成果涌現,而且涌現出的新成果往往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當特定當采學科出現時,如果一國的科研力量主要部署在這一領域,并做出重大科學成就,便極有可能成為當時的世界科學中心。
 
未來世界科技中心會是怎樣的?
 
 
進入20世紀,科學與技術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借鑒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研究的成果及其揭示出來的規律,結合對當前科技前沿狀況的把握,可以看出世界科技中心仍然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但呈現出加速向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轉移的趨勢。
 
21世紀以來,日本科技實力依然突出,中國、巴西、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國家和經濟體科技研發支出快速增長,在全球的研發份額占到較高的比例,技術創新能力明顯增強,已經成為科技創新的高度活躍地區,并對世界科技創新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鑒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了世界科技中心轉移主要影響因素的“五要素鉆石模型”,經濟繁榮、思想解放、教育興盛、政府有力支持等4個社會因素和1個科技革命(科學技術成果涌現期)因素對科學中心形成必不可少。
 
 
 
隨著創新資源的國際化配置,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滲透,以及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入,從科技中心的數量規模來看,可能產生多個中心并存、綜合中心與學科專業中心并舉的格局。未來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將具備歷史上科技中心的共同特征,同時又因適應新時代特點而有所變化。
 
培養、匯聚大批世界頂尖人才
 
世界科技中心首先是人才中心。形成人才中心有2種方式:① 教育興盛、培養人才;② 環境優越、吸引人才。
 
19世紀上半葉,德國涌現出大批世界頂級科學家,包括數學家高斯,物理學家歐姆、楞次,化學家維勒、李比希,生物學家施旺、柯立克等。二戰期間,愛因斯坦、費米等德國科學家大批流向美國,極大強化了美國作為人才高地的優勢。不僅如此,美國的教育體系與環境相得益彰,培養、吸引了眾多拔尖人才,這也是美國科技領先的根本原因。
高斯分布和歐姆定律 來源:搜狐
 
今天,各國都在競相出臺政策,不遺余力吸引世界頂尖人才。據統計,美國硅谷中1/3人口為非美國裔,20—45歲年齡段中的非美國裔青年更是占到了一半。
 
持續驅動和引領世界經濟發展
 
世界科技中心不僅是“創造”科技成果的先行者,更是“應用”科技成果的引領者,是促進生產力解放、催生產業革命的弄潮兒。
 
18世紀前后,英國科學家在熱力學等物理學上的突破,為蒸汽動力的發展提供了知識源泉,同時,英國產生了大批既掌握基本的近現代技術手段,又與工業實踐有緊密聯系的工廠主、技師和熟練工人,從而推動英國工業革命從紡織業拓展到交通、造船、采煤等諸多領城,以蒸汽機代替人力、畜力,極大推動了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
 
未來的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程度更高,基于技術的創新與基于科學的創新繼續引領經濟發展,經濟繁榮是科技發展的最重要基礎,既為科技提供充沛的資金等物質支持,又對科技發展產生持續的巨大需求。
 
具有新型的創新組織管理模式與一流研究機構和企業
 
科技包括知識體系和組織機構,未來科技中心的創新組織模式具有創新參與主體的大眾化、創新組織機構的開放化、創新行業領域的跨界化、創新鏈接機制的平臺化、創新資金來源的多元化等特征。
 
國家實驗室、研究型大學、大型企業等戰略科技力量在創新生態系統中仍然扮演重要核心角色,并不斷突破組織邊界的束縛向外部開放各類資源能力。大量的分布式、彌散式創新單元,例如新型研發機構、中小微企業,甚至創客、產消者等非企業主體成為創新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戰略科技力量與大量分散創新單元相互之間形成群體參與、扁平網狀、跨界融通的創新生態系統,共同構成充滿活力的創新發展新格局。
 
世界一流大學是創新成果和新思想的策源地;一流的國家實驗室是國家綜合科技實力的重要標志,是促進各類創新資源綜合集成、開放共享的平臺,是保持國家戰略優勢的領軍者。
 
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頂尖大學都是國之重器,引領著全球的學術前沿和思想潮流;美國的勞倫斯國家實驗室20世紀50年代在高速運算研究領域、20世紀60年代在生命科學領域、20世紀80年代在并行處理科學計算技術領域、20世紀90年代在國家安全領域、21世紀在反恐領域和能源安全領域一直保持優勢。
 
一流的創新型企業是科技中心的基礎支撐,它們不僅是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發源地,更是國家科技整體水平提升、產業轉型升級的風向標。如美國的亞馬遜、蘋果、谷歌、臉書等著名企業,可謂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探路者。
 
位于西雅圖的亞馬遜新總部Spheres
 
一流的創新中心是科技資源集聚和輻射中心,預示著一個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所能達到的最大高度。如以美國硅谷為代表的創新中心,不斷催生科技和產業變革。
 
產生具有世界影響和開辟新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
 
世界科技中心能夠引領世界科技發展方向。第一次科學革命,意大利和英國作為當時的世界科學中心發揮了核心引領作用。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在力學和天文學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英國科學家牛頓發現了物質世界運動與相互作用的基本規律,二者在近代科學體系的建立中居功至偉。
 
世界科技中心所產生的重大科技成果不僅在“量”上非常突出,更有“質”的飛躍和對未來發展的引領。例如,20世紀美國產出了世界重要科技成果的60%以上,以至于美國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大多數領域多年保持領先地位。
 
AI機器人索菲亞
 
即將發生的新科技革命,將涌現出一批原創成果,促成新的科技中心的形成,甚至引發科技中心的轉移。本文所說的未來科技成果也包括交叉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要使科技發展造福社會,規避科技風險,愈加需要社會科學、交叉科學發揮作用,從而加強科技的倫理、法律與社會問題的研究,以及加強科技史、科技哲學、科技與社會的研究,確保科技與社會協調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具有開放包容、思想解放、政府支持、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未來社會將發生急劇變化,進入發展迅速、全球化、網絡化、個性化的時代,這些不確定性帶來一系列挑戰。未來科技中心,不僅要繼續探究自然奧秘、解決技術與產業問題,更要發現和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這就需要不斷解放思想,保持勃勃生機的創新文化,超越不再適應新形勢、新挑戰的思維和傳統,永葆思想活力。
 
建設世界科技中心不僅需要好的社會氛圍,同時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作為。
 
所謂好的社會氛圍,就是崇尚科學、尊重創新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寬容失敗成為大眾的常態認知;所謂強有力的政府作為,就是依靠國家意志和力量有利于建成科技中心,方向正確、目標清晰、政策穩定的科技創新戰略和制度體系至關重要。
 
“社會氛圍”和“政府作為”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有利于科技創新的制度環境。沒有好的社會氛圍,科學發現的種子很難孕育和產生;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作為,科技創新的幼苗很難成長為引領創新發展的參天大樹。
 
我國要建成世界科技中心,有哪些可為之處?
 
全球科技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躍期,為我國成為世界科技中心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窗口”。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每個世界強國的崛起,都會相應產生一個世界科學中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備了建設世界科技中心的經濟條件和物質基礎。
 
500 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
 
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孕育期和經濟增長復蘇期的“雙重疊加”背景下,世界科技創新版圖的多極化,恰好為我國建設世界科技中心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為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科技中心東移的歷史機遇,實現世界科技中心和科技強國的建設目標,結合世界科技中心轉移的“五要素鉆石模型”和當前形勢,建議推進如下3項重點任務。
 
解放思想,完善人才政策,營造創新友好的環境
 
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要倡導尊重人才、尊重創造,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創新,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成為世界各國有志創新人才向往的沃土。
 
解放思想,下大力氣拆除阻礙人才創新的體制機制藩籬,持續增加對人才的投入,建立健全創新導向的法律、政策和制度,讓人才、信息、資金、項目、平臺等創新元素充分結合、激活,產生聚變效應。
 
要對各類人才計劃進行系統梳理和優化整合,明確各自的定位。對國內外優秀科技人才在政策、待遇和發展機會上平等對待。完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避免層層加碼、惡性競爭。改革科研人員薪酬分配制度,增加穩定收入比重,使其能夠體面地生活,安心致研。
 
加快推進事業單位科研人員的社保體系建設,減少科研人員后顧之憂。對從事不同性質科研工作的人員進行分類評價,摒棄數量評價為主的評價方式,建立以代表性成果、應用轉化效率和影響力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
 
加快世界教育中心建設
 
教育是人才培養的基礎,我國已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中國要成為世界科技中心、建成科技強國,必須加快建成世界教育中心。
 
要進一步發展高等教育,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學率,建設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深化基礎教育系統改革,革除應試教育、灌輸式教育的弊端,更新教育思想和方法,優化教育結構,加快基礎公共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適應社會需求;加強繼續教育,建設全民學習、終身教育的社會。
 
利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改革傳統教科書,探索新型高效的教育方式。加強創新生態建設,培養與造就世界上最宏大的創新創業隊伍,讓創新人才充分發揮作用。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破解挑戰性難題,搶占前沿研究與顛覆性技術創新先機
 
嫦娥四號月球車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創新加速推進,并深度融合、廣泛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重塑世界格局、創造人類未來的主導力量。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歷史表明,在關鍵時期,政府的有力支持至關重要。
 
今后一個時期,以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新生物技術為主要突破口的新技術革命,將從蓄勢待發進入到群體迸發的關鍵時期,醞釀全球創新格局重大調整,并引發新一輪工業革命。科技與產業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急劇變化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亟待我們研究、回應。
 
作為科技創新的后發追趕型國家,必須要以全球視野,準確研判世界科技創新發展態勢,持續開展科技前瞻、科技發展規劃及科技與社會協調健康發展研究,及時調整國家科技布局,創新研發組織模式,破解發展面臨的挑戰性難題、搶占前沿研究與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先機,才有可能實現科技創新能力質的躍升,建成世界科技中心。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作者:潘教峰、陳光華、張秋菊,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劉益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文章發布:tong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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